淳熙三年，直龙图阁陈公由浙东常平使者按刑西道，领刺史韩公由浙东刑狱使者奉祠三衢，同时被命以西。二公前日僚旧也，弭节未几，声谐志合，风绩俱茂。暇日因相语曰：「凡官守必有所谓壁记，是司也独缺焉。其名氏官职与夫在事之岁月，久而遂泯，不可复知，非所以隆一台、诏后世也」。于是搜阅案牍，自建炎迄今，居是官者得四十有二人焉，将镵石龛置壁间，俾贾为之记。惟按刑遣使，国家令典也。汉暴胜之为直指使者，行郡国而谨督捕；唐颜真卿为监察御史，使五原而决冤狱，事固甚类，然未有专为刑狱著之令甲者。本朝列圣相承，子视元元，钦恤刑章。在淳化中，始遣常参官提点诸路刑狱。景德以来，始兼用武臣。厥后沿革因时，或省或置，汗青所载，可考而知。圣上龙飞，惟祖宗成宪是循，用文武长材，求之如不及。乃乾道二年遵景德故事，制诏诸路，各置武提刑一员，与文臣合台共治。惟时两浙古一道也，熙宁末年岐而复合，建炎以后复析而东西之，浙西在今实为畿甸，异时遣使视他路，尤切注意。今陈公以名御史、韩公以左右信臣为之，皇华得人，于斯为盛。恭闻真宗皇帝尝命资政殿大学士向敏中较诸路提刑所上课绩，惟两浙有奏报雪活冤狱者，遽命升其等级，以示旌劝。今日考覈之意，同符真宗，则奏最九重，必有非常之宠，又当自二公始。故贾敢忘属吏之贱、学殖之荒落而记，不敢辞。淳熙四年四月日，奉议郎、知常州武进县主管劝农公事、借绯陈贾记。

河北、京东、福建等路，盗贼窃发甚众，往往杀戮人民，焚荡庐舍，甚者至于劫束官吏，攻略县镇。诏书督捕，连年不能讨。虽以累岁荒旱，谷价翔贵，而无赖小人，得以连结党与，猖狂恣行，然亦由诸县弓手衰弱不振，不足以制盗。臣伏见旧制，弓手大县百四十人，其次百人，少者不减七八十人。名为一人充役，然遇捕督强寇，则馀夫尽起。乡党亲戚，既为之耳目伺察，而人徒之众，气势之倍，又足以制胜。荷戈转斗，奋不顾难，何也？以门户徭役所在故也。如此，故郡县之间，盗发辄得。国家所以太平百年，内外无患，人安故乡而不敢轻去者，以制盗有此也。今自河北等五路诸县弓手，多者三十人，其次二十人，又其次十五人。则气势之衰不振，已可知矣。其馀上番保甲、义勇，又半月一易。彼怀区区茍且之心，徼幸旬日罢去，而欲使之与狂寇争一旦之命，其理固已难矣。若其他路分，裁减弓手亦有过多处，臣恐盗贼滋长，未能扑灭。夫为国家计，当防微杜渐，不可以忽。昔汉孝武时，县官多故，兵旱相乘，民起为盗，惟其不稍禁，遂至于依阻山泽，吏不能禽，浸淫日广，战斗死亡，不可胜数，而绣衣、直指之属出矣。则制盗少术，不以渐也。臣欲乞下诸路监司，量县之大小，盗贼疏数，增募弓手，使之势足以胜盗，而盗有畏惮，则四方之民被德泽矣。

《书》戒猾夏，《易》伐鬼方，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猃狁，威蛮荆，汉有卫、霍阗颜、瀚海、窦宪燕然之事，征讨殊类，所由尚矣，然而时有同异，势有可否。故谋有得失，事有成败，不可齐也。自汉兴以来，匈奴常为边患，而未闻鲜卑之事，昔谋臣竭精，武夫戮力，而所见常异，其设不战之计，守御之固者，皆社稷之臣，永久之策也。孝武皇帝情存远略，志辟四方，南伐百越，北讨强胡，西征大宛，东并朝鲜。因文、景之蓄，藉天下之饶，兵出数十年间，帑藏空竭，官民俱匮。乃兴盐铁酤榷之利，设告缗重税之令，民不堪命，起为盗贼，关东纷然，道路不通，绣衣直指之使，奋铁钺而并出，然后仅得宁息，既而觉悟。乃息兵罢役，封丞相为富民侯。故主父偃曰，夫务战胜，穷武事，未有不悔者也。夫以世宗神武，将率良猛，财赋充实，所拓广远，而犹有悔焉。况无彼时地利人财之备，而欲轻动！此其不可一也。鲜卑种众新盛，自匈奴北遁以来，据其故地，称兵十万，弥千里，才力劲健，意智益生。加以关塞不严，禁网多漏，精金良铁，出者莫察，皆为贼有，汉民逋逃，为其谋主，兵利马疾，过于匈奴。昔段颎良将，习兵善战，经营西羌，犹十馀年。今育、晏欲以一年之期，专胜必克，育、晏才策，未必过颎，鲜卑种众，又不弱于西羌，乃欲张设近期，诱戏朝廷！三年不成，必迫于害，祸结兵连，不得中休，转运粮饟，不可胜给，天无丰岁，官殚见财，民人流移于四方，不能还其骸骨。以此时兴议横发，一发不已，必至再三，诸夏之内，弱者伏尸，强者作寇。边陲之患，手足之疥瘙也；中国之困，胸背之瘭疽也。其不可二也。育云「自春以来，三十馀发」。方今郡县盗贼，幼劫鬒人财，攻犯官民，日月有之。冠带之圻，吏调政密，尚不能禁，况此丑虏，群类抵冒，心不受仁，胆不畏威，而可使断无盗窃？昔者高祖乃忍平城之耻，吕后甘弃慢书之咎，方之于今，何者为甚？是其不可三也。天设山河，秦筑长城，汉起塞垣，所以别外内，异殊俗也。其外则介之夷狄，其内则任之良吏，后嗣遵业，慎奉所遗。苟无蹙国内侮之患则可矣，岂与虫蚁狡寇计争往来之数哉！乃欲越幕逾域，度塞出攻，得地不可耕农，得民不可冠带，破之不可殄尽，而本朝必为之旰食，四海必为之焦枯。其不可四也。夫煎尽府帑之畜，以恣轻事之人，专胜者未必克，挟疑者未必敢，众所谓危，圣人不任，朝议有嫌，明主不行。是其不可五也。案育一战，所获不如所失。昔淮南王安谏伐越曰：「天子之兵，有征无战。言其莫敢校也，如使越人蒙死徼幸，以逆执事厮舆之卒，有一不备而归者，虽得越王之首，犹为大汉羞之，而育欲以齐民易丑虏，皇威辱外夷（《袁宏纪》作射乾没以要功）。就如其言，犹已危矣，况乎得失不可量邪！昔珠崖郡反，孝元皇帝纳贾捐之言，而诏曰：「珠崖背畔，今议者或曰可讨，或曰弃之，朕日夜惟思，羞威化不行，则欲伐之，狐疑避难，则守为长，宜通乎时变，且忧万民。夫万民之饥饿，与变夷之不讨，何者为大？宗庙之祭，凶年犹有不备，况避不逊之辱哉！今关东大困，无以相赡，又当动兵，非但劳民而已。凶年随之，罢弊有不可胜言者。其罢珠岸郡。「此元帝所以发德音也。夫恤民救急，虽成郡列县，尚犹弃之，况以鄣塞之外，未尝为民居者乎！臣愚以为宜止攻伐之计，令诸营甲士，循行塞垣，屯守冲要，以坚牢不动为务。若乃守边之术，李牧善其略，保塞之论，严尤申其要，遗业犹在，文章具存，循二子之策，守先帝之规，臣曰可矣。臣邕愚戆，议不足采。臣邕顿首（本集，袁宏《后汉纪》二十四，《后汉·鲜卑传》，《通典》一百九十六。）。

绣衣直指，有严揽辔之行；弩矢前驱，独后望尘之谒。占皇华之下烛，偃风化以增勤。恭惟某官天爵崇高，卿才伟秀。据经论事，盖七相五公之传；贯道立言，皆三代两汉之作。自拔茅而连茹，爰盛饰以入朝。直弦耻比于曲钩，方枘果乖于员凿。三仕三已，非吾党之戚欣；一死一生，与善人而进退。逮群阴之殄弭，偕众正以来归。岁寒灼见于后凋，尽日对扬于三接。方欣贾谊道宣室之鬼神，岂意宗元违尚书之笺奏。叹虎豹憎人之遽，伟风雷孚号之新。任山甫以将明，初未嫌于内外；议李悝之彊富，实有系于本根。少慰江湖之心，遄膺廊庙之拜。某陆沈末路，山仰大名。早愧巫医，未适师传之愿；晚从章服，徒兴俗状之嗟。维昔先君，获承汎爱。抚岁年其既远，怅门户之寖衰。东里方孤，正赖威严之霁；山公犹在，不知意气之频。首夏恢台，雄台清简。愿后将于德履，用俯答于舆情。

锦帐尚书郎，手持金节；绣衣直指使，面授银龟。二十年虎榜同盟，第一段熊湘佳话。豆笾初秩，英簜增辉。某官紫薇垣里星辰，太华峰头霜雪。黄帘绿幕闭朱户，天子门生；冰壶玉衡悬清秋，神仙人物。插天高云霄阀，拔地起湖海楼。涌翠浪，流玉虹，玺书湿湿；拊翠涛，拍青璧，琴辔垂垂。依然弹压旧江山，总是快活新条贯。纶巾羽扇，便追赤壁功名；流马木牛，要做中原事业。了却燕然山勒石，归来文德殿宣麻。我提刑同看长安花，新听衡阳雁。茅舍竹篱，玉堂金马，到处无心；青天白日，芝草凤凰，旧时相识。自是平生管、鲍，合成一会萧、曹。共读礼乐字三千，好吞云梦泽八九。潇湘雨，烟寺钟，洞庭月，遥看八面玲珑；蓬莱盏，金蕉叶，海山螺，散作九州欢喜。某等叨居伶部，幸际华筵，欲助欢颜，敢陈韵语。

河汉双星会使槎，分明彻夜照长沙。辔丝晓转金龟影，衣绣春随锦鹊花。云杏旧阴浮绿净，野萍新韵度朱华。明年共侍蓬莱宴，回首丹墀日未斜。

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，莫若使天下信之也。商鞅移木，岂礼也哉？有由而然。自经荒弊，纲纪颓陵，清直之风既浇，糟秕之俗犹在，诚宜濯以沧浪之流，漉以吞舟之网，则幽显明别，于变时雍矣。

弘济兹务，在乎官人。今南北杂错，属托者无保负之累，而轻举所知，此博采所以未精，职理所以多阙。今凡有所用，宜随其能否而与举主同乎褒贬，则人有慎举之恭，官无废职之吝。昔冀缺有功，胥臣蒙先茅之赏；子玉败军，子文受蔿贾之责。古既有之，今亦宜然。汉朝使刺州行部，乘传奏事，犹恐不足以辨彰幽明，弘宣政道，故复有绣衣直指。今之艰弊，过于往昔，宜分遣黄、散若中书郎等循行天下，观采得失，举善弹违，断截苟且，则人不敢为非矣。汉宣帝时，二千石有居职脩明者，则入为公卿；其不称职免官者，皆还为平人。惩劝必行，故历世长久。中间以来，迁不足竞，免不足惧。或有进而失意，退而得分。莅官虽美，当以素谕降替；在职实劣，直以旧望登叙。校游谈为多少，不以实事为先后。以此责成，臣未见其兆也。今宜峻左降旧制，可二千石免官，三年乃得叙用，长史六年，户口折半，道里倍之。此法必明，使天下知官难得而易失，必人慎其职，朝无惰官矣。都督可课佃二十顷，州十顷，郡五顷，县三顷。皆取文武吏医卜，不得挠乱百姓。三台九府，中外诸军，有可减损，皆令附农。市息末伎，道无游人，不过一熟，丰穰可必。然后重居职之俸，使禄足以代耕。

顷大事之后，遐迩皆想宏略，而寂然未副，宜早振纲领，肃起群望（《晋书·应詹传》）。

岁次在鹑尾，适符元祐之壬申；初度起牵牛，方数泰元之甲子。维时硕辅，茂辑颂声。某官学探天根，身寿国脉。下丞相一等，参干繁机；陈泰阶六符，密调元化。履长伊始，受祉宜多。前疑后丞，益茂重瞳之眷；晨贺昼会，即冠百群之班。某使传叨乘，宾荣阻造。绣衣直指，自惭无一线之长；黄发秀眉，愿仰祝千龄之寿。

南陆迎长，景方增于宫线；东平乐善，庆宜辑于宗藩。式对初阳，裒时善颂。某官青社綦贵，黄钟函和。三十分而后成，妙探羲画；九五福之咸备，宜用箕畴。兹亚岁之陈仪，爰自天而锡美。方开衍筴，有永皇家。其密藉宏庥，第增庆臆。绣衣直指，初何有于寸长；黄发秀眉，愿永绥于多祉。

宣和三年正月日，某顿首再拜尚书右丞阁下：某读古书，窃见盗贼多起于治安极盛之世，惟以良帅重兵决策进讨，随手殄灭，无有遗患。犹之身也，疮痏乘间发于四肢，必以毒药攻之，毋使浸淫，厥疾乃瘳。良帅重兵，盗贼之毒药也。苟兵不重，则无以制贼，而使军容奋张；帅不良，则无以制兵，而使将士戮力。有重兵而无良帅以统之，号令不明，诛赏不信，智谋不深，胆略不勇，则兵虽多，适足以为累，是良帅者尤所当急者也。汉之盛时，盗贼尝起矣，至遣绣衣直指使者督捕，诛二千石以下，乃能克之。唐之盛时，盗贼尝起矣，得郭子仪、李光弼之徒以为之帅，乃能剪灭。国朝以来，号为剧贼如侬智高、王则辈，亦尝据有州郡，当时命帅以讨平之者，狄武襄公青、文潞公彦博也。由是观之，盗贼窃发，治世之所不免，要在择帅，付以兵柄，可以无虞。帅非其人，一失事机，浸以滋蔓，则其患有不可胜言者。恭惟国家承平之久，垂二百年，东南之民习于治安，不识兵革，州县因循，城壁隳弛，将卒怯惰，莫知战斗。迩者方寇窃发江浙之间，啸聚乌合之众，以钜万计，不旬月陷歙、睦、杭三郡一督府，县邑以十数。士民之家肝脑涂地，公私帑藏为之一空，虏掠妇女，焚荡舍屋，不可胜计。原贼猖獗，盖缘江浙无重兵以临之；虽有兵，而统制之者非其人，错置不善，因仍至此也，得不为之痛愤哉！今朝廷既察其故，分遣重兵以临要害之地矣，然统制之帅，所宜慎择，非威信素著，智略过人者弗可用也。何则？驱士卒以捍盗贼，以全躯顾妻子之人，而当亡命不畏死之寇，自非威信素著，将士用命，安能使之求生于死地，而人自为战哉？贼徒狡狯，狙诈百端，前日歙、睦、钱塘之兵皆中奸计。自非智略过人，习于兵事，安能使之机械无所设，而隳吾术中哉？威信素著，虽教妇人以战，可使之冒锋镝、蹈水火，古人有之，孙、吴是也。智略过人，虽当百万之寇，可使奔溃，闻风声鹤唳，皆以为王师将至，古人有之，谢安是也。况总重兵以攻盗贼，何难之有？夫行军用师，虽因敌制变，临事施宜，不可豫言，然决胜大略，必先定于胸次。攻盗贼、戡祸乱、禦夷狄，其理一也。请借古以明之。汉景有吴、楚之变，得一周亚夫为帅，虽不自意能至洛阳，然坚壁固守，不与争锋，而以梁委之。策已先定，故能待其食尽气衰，一举破之。汉宣有先零之患，得一赵充国为帅，虽俟至金城，图上方略，然屯兵积谷，计已先定，故能待其种落离散，一举灭之。今方寇虽庸人，一时窃发，然有奸恶为之辅翼，厚赏峻诛，能用其众，曾未踰时，其鸱张已如此，殆非浪战之所能破也。然则决胜大略，岂可不择帅而先定哉！恭惟尚书右丞学该古今，智周事物，公忠直谅，以宗社生灵为心，协赞庙谟，戡定此贼，愿以择帅为先务，慱询众老，或起于闲废之中，或擢于行列之间，或徙于边陲之地，许以便宜从事，委任以责成功，使鲸鲵指日可平，而东南安堵无患，天下不胜幸甚。某昨以愚戆妄发，负罪远屏，幸蒙赦宥，得削丹书，辄敢僭易，忘其言之不祥，复有所献，诚以愤懑不能自已。亦尝致书宰执，与此互见，有以备采择者，幸望裁察之。干冒威严，无任惶惧战越之至。

熙宁四年二月□日，殿中丞、直史馆、判官告院、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：臣近者不度愚贱，辄上封章言买灯事。自知渎犯天威，罪在不赦，席藁私室，以待斧钺之诛。而侧听逾旬，威命不至，问之府司，则买灯之事，寻已停罢。乃知陛下不惟赦之，又能听之，惊喜过望，以至感泣。何者？改过不吝，从善如流，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。顾此买灯毫发之失，岂能上累日月之明，而陛下翻然改命，曾不移刻，则所谓智出天下，而听于至愚，威加四海，而屈于匹夫。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，可与为汤武，可与富民而措刑，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。有君如此，其忍负之。惟当披露腹心，捐弃肝脑，尽力所至，不知其它。乃者，臣亦知天下之事，有大于买灯者矣，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，盖未信而谏，圣人不与，交浅言深，君子所戒，是以试论其小者，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。今陛下果赦而不诛，则是既已许之矣，许而不言，臣则有罪，是以愿终言之。臣之所欲言者三，愿陛下结人心、厚风俗、存纪纲而已。人莫不有所恃，人臣恃陛下之命，故能役使小民，恃陛下之法，故能胜服强暴。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？《书》曰：「予临兆民，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」。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。聚则为君民，散则为仇雠，聚散之间，不容毫釐。故天下归往谓之王，人各有心谓之独夫。由此观之，人主之所恃者，人心而已。人心之于人主也，如木之有根，如灯之有膏，如鱼之有水，如农夫之有田，如商贾之有财。木无根则槁，灯无膏则灭，鱼无水则死，农夫无田则饥，商贾无财则贫，人主失人心则亡。此必然之理，不可逭之灾也。其为可畏，从古以然。茍非乐祸好亡，狂易丧志，则孰敢肆其胸臆，轻犯人心？昔子产焚《载书》以弭众言，赂伯石以安巨室，以为众怒难犯，专欲难成。而子夏亦曰：「信，而后劳其民；未信，则以为厉己也」。唯商鞅变法，不顾人言，虽能骤致富强，亦以召怨天下，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，见刑而不见德，虽得天下，旋踵而失也。至于其身，亦卒不免，负罪出走，而诸侯不纳，车裂以徇，而秦人莫哀。君臣之间，岂愿如此。宋襄公虽行仁义，失众而亡。田常虽不义，得众而强。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，先观众心之向背。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，而众之所乐，则国以乂安。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，而势有不可，则反为危辱。自古及今，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，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。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。中外之人，无贤不肖，皆言祖宗以来，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，经今百年，未尝阙事。今者无故又创一司，号曰制置三司条例。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，使者四十馀辈，分行营干于外，造端宏大，民实惊疑，创法新奇，吏皆惶惑。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，未免于忧；小人则以其意而度朝廷，遂以为谤。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，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，商贾不行，物价腾踊。近自淮甸，远及川蜀，喧传万口，论说百端。或言京师正店，议置监官，夔路深山，当行酒禁，拘收僧尼常住，减刻兵吏廪禄，如此等类，不可胜言。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，斯言一出，民且狼顾。陛下与二三大臣，亦闻其语矣。然而莫之顾者，徒曰我无其事，又无其意，何恤于人言。夫人言虽未必皆然，而疑似则有以致谤。人必贪财也，而后人疑其盗；人必好色也，而后人疑其淫。何者？未置此司，则无此谤，岂去岁之人皆忠厚，而今岁之人皆虚浮？孔子曰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。又曰：「必也正名乎」。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，有其名而辞其意，虽家置一喙以自解，市列千金以购人，人必不信，谤亦不止。夫制置三司条例司，求利之名也。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，求利之器也。驱鹰犬而赴林薮，语人曰，我非猎也，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。操网罟而入江湖，语人曰，我非渔也，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。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，复人心而安国本，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。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，不过以兴利除害也。使罢之而利不兴，害不除，则勿罢。罢之而天下悦，人心安，兴利除害，无所不可，则何苦而不罢。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，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，事若不由中书，则是乱世之法，圣君贤相，夫岂其然。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，熟议不免使宰相，则此司之设，无乃冗长而无名。智者所图，贵于无迹。汉之文、景，《纪》无可书之事，唐之房、杜，《传》无可载之功，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、景，言贤者与房、杜。盖事已立而迹不见，功已成而人不知。故曰：善用兵者，无赫赫之功。岂惟用兵，事莫不然。今所图者，万分未获其一也，而迹之布于天下，已若泥中之斗兽，亦可谓拙谋矣。陛下诚欲富国，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，而陛下与二三大臣，孜孜讲求，磨以岁月，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。但恐立志不坚，中道而废。孟子有言：「其进锐者其退速」。若有始有卒，自可徐徐，十年之后，何事不立。孔子曰：「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」。使孔子而非圣人，则此言亦不可用。《书》曰：「谋及卿士，至于庶人，翕然大同，乃底元吉」。若违多而从少，则静吉而作凶。今上自宰相大臣，既已辞免不为，则外之议论，断亦可知。宰相，人臣也，且不欲以此自污，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，非臣愚之所识也。君臣宵旰，几一年矣，而富国之效，茫如捕风，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，祠部度五千馀人耳。以此为术，其谁不能。且遣使纵横，本非令典。汉武遣绣衣直指，桓帝遣八使，皆以守宰狼藉，盗贼公行，出于无术，行此下策。宋文帝元嘉之政，比于文、景，当时责成郡县，未尝遣使。及至孝武，以为郡县迟缓，始命台使督之，以至萧齐，此弊不革。故景陵王子良上疏，极言其事，以为此等朝辞禁门，情态即异，暮宿村县，威福便行，驱追邮传，折辱守宰，公私劳扰，民不聊生。唐开元中，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斐宽等二十九人，并摄御史，分行天下，招携户口，检责漏田。时张说、杨玚、皇甫璟、杨相如皆以为不便，而相继罢黜。虽得户八十馀万，皆州县希旨，以主为客，以少为多。及使百官集议都省，而公卿以下，惧融威势，不敢异辞。陛下试取其《传》而读之，观其所行，为是为否？近者均税宽恤，冠盖相望，朝廷亦旋觉其非，而天下至今以为谤。曾未数岁，是非较然。臣恐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且其所遣，尤不适宜。事少而员多，人轻而权重。夫人轻而权重，则人多不服，或致侮慢以兴争。事少而员多，则无以为功，必须生事以塞责。陛下虽严赐约束，不许邀功，然人臣事君之常情，不从其令而从其意。今朝廷之意，好动而恶静，好同而恶异，指趣所在，谁敢不从。臣恐陛下赤子，自此无宁岁矣。至于所行之事，行路皆知其难。何者？汴水浊流，自生民以来，不以种稻。秦人之歌曰：「泾水一石，其泥数斗。且溉且粪，长我禾黍」。何尝言长我粳稻耶？今欲陂而清之，万顷之稻，必用千顷之陂，一岁一淤，三岁而满矣。陛下遽信其说，即使相视地形，万一官吏茍且顺从，真谓陛下有意兴作，上糜帑廪，下夺农时，堤防一开，水失故道，虽食议者之肉，何补于民。天下久平，民物滋息，四方遗利，盖略尽矣。今欲凿空访寻水利，所谓即鹿无虞。岂惟徒劳，必大烦扰。凡有擘画利害，不问何人，小则随事酬劳，大则量才录用。若官私格沮，并重行黜降，不以赦原，若材力不办兴修，便许申奏替换，赏可谓重，罚可谓轻。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工役，当得何罪。如此，则妄庸轻剽，浮浪奸人，自此争言水利矣。成功则有赏，败事则无诛。官司虽知其疏，岂可便行抑退。所在追集老少，相视可否，吏卒所过，鸡犬一空。若非灼然难行，必须且为兴役。何则？格沮之罪重，而误兴之过轻。人多爱身，势必如此。且古陂废堰，多为侧近冒耕，岁月既深，已同永业，茍欲兴复，必尽追收，人心或摇，甚非善政。又有好讼之党，多怨之人，妄言某处可作陂渠，规坏所怨田产，或指人旧业，以为官陂，冒佃之讼，必倍今日。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，何苦而行此哉。自古役人，必用乡户，犹食之必用五谷，衣之必用丝麻，济川之必用舟楫，行地之必用牛马，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，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。今者徒闻江浙之间，数郡雇役，而欲措之天下，是犹见燕晋之枣栗，岷蜀之蹲鸱，而欲以废五谷，岂不难哉。又欲官卖所在坊场，以充衙前雇直，虽有长役，更无酬劳，长役所得既微，自此必渐衰散，则州郡事体，憔悴可知。士大夫捐亲戚，弃坟墓，以从宦于四方者，宣力之馀亦欲取乐，此人之至情也。若凋弊太甚，厨传萧然，则似危邦之陋风，恐非太平之盛观。陛下诚虑及此，必不肯为。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，军法莫严于逃窜，禁军三犯，厢军五犯，大率处死。然逃军常半天下，不知雇人为役，与厢军何异。若有逃者，何以罪之，其势必轻于逃军，则其逃必甚于今日，为其官长，不亦难乎？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，然而所雇逃亡，乡户犹任其责。今遂欲于两税之外，另立一科，谓之庸钱，以备官雇。则雇人之责，官所自任矣。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，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，以定两税之额，则是租调与庸，两税既兼之矣。今两税如故，柰何复欲取庸。圣人之立法，必虑后世，岂可于两税之外，别出科名哉！万一不幸，后世有多欲之君，辅之以聚歛之臣，庸钱不除，差役仍旧，使天下怨讟，推所从来，则必有任其咎者矣。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，与乡户均役，品官形势之家，与齐民并事。其说曰：「《周礼》田不耕者出屋粟，宅不毛者有里布。而汉世宰相之子，不免戍边」。此其所以藉口也。古者官养民，今者民养官。给之以田而不耕，劝之以农而不力，于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。今民无以为生，去为商贾，事势当尔，何名役之。且一岁之戍，不过三日，三日之雇，其直三百。今世三大户之役，自公卿以降，毋得免者，其费岂特三百而已。大抵事若可行，不必皆有故事。若民所不悦，俗所不安，纵有经典明文，无补于怨。若行此二者，必怨无疑。女户单丁，盖天民之穷者也。古之王者，首务恤此。而今陛下首欲役之，此等茍非户将绝而未亡，则是家有丁而尚幼，若假之数岁，则必成丁而就役，老死而没官。富有四海，忍不加恤。孟子曰：「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」？《春秋》书「作丘甲」、「用田赋」，皆重其始为民患也。青苗放钱，自昔有禁。今陛下始立成法，每岁常行，虽云不许抑配，而数世之后，暴君污吏，陛下能保之欤？异日天下恨之，国史记之曰，青苗钱自陛下始，岂不惜哉！且东南买绢，本用见钱，陕西粮草，不许折兑，朝廷既有著令，职司又每举行。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，粮草未尝不折钞，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，亦是空文。只如治平之初，拣刺义勇，当时诏旨慰谕，明言永不戍边，著在简书，有如盟约。于今几日，议论已摇，或以代还东军，或欲抵换弓手，约束难恃，岂不明哉。纵使此令决行，果不抑配，计其间愿请之户，必皆孤贫不济之人，家若自有赢馀，何至与官交易。此等鞭挞已急，则继之逃亡，逃亡之馀，则均之邻保。势有必至，理有固然。且夫常平之为法也，可谓至矣，所守者约，而所及者广。借使万家之邑。止有千斛，而谷贵之际，千斛在市，物价自平。一市之价既平，一邦之食自足，无操瓢乞丐之弊，无里正催驱之劳。今若变为青苗，家贷一斛，则千户之外，孰救其饥？且常平官钱，常患其少，若尽数收籴，则无借贷，若留充借贷，则所籴几何，乃知常平青苗，其势不能两立，坏彼成此，所丧愈多，亏官害民，虽悔何逮。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，则必亦问人，人知陛下方欲力行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。以臣愚见，恐未可凭。何以明之？臣顷在陕西，见刺义勇，提举诸县，臣尝亲行，愁怨之民，哭声振野。当时奉使还者，皆言民尽乐为。希合取容，自古如此。不然，则山东之盗，二世何缘不觉？南诏之败，明皇何缘不知？今虽未至于此，亦望陛下审听而已。昔汉武之世，财力匮竭，用买人桑弘羊之说，买贱卖贵，谓之均输。于时商贾不行，盗贼滋炽，几至于乱。孝昭既立，学者争排其说，霍光顺民所欲，从而予之，天下归心，遂以无事。不意今者此论复兴。立法之初，其说尚浅，徒言徙贵就贱，用近易远。然而广置官属，多出缗钱，豪商大贾，皆疑而不敢动，以为虽不明言贩卖，然既已许之变易，变易既行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，未之闻也。夫商贾之事，曲折难行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，其卖也后期而取直，多方相济，委曲相通，倍称之息，由此而得。今官买是物，必先设官置吏，簿书廪禄，为费已厚，非良不售，非贿不行，是以官买之价，比民必贵，及其卖也，弊复如前，商贾之利，何缘而得。朝廷不知虑此，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。此钱一出，恐不可复。纵使其间薄有所获，而征商之额，所损必多。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，不告其主，而以一牛易五羊。一牛之失，则隐而不言，五羊之获，则指为劳绩。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，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，何以异此？陛下天机洞照，圣略如神，此事至明，岂有不晓？必谓已行之事，不欲中变，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，用人不终，是以迟留岁月，庶几万一，臣窃以为过矣。古之英主，无出汉高。郦生谋挠楚权，欲复六国，高祖曰善，趣刻印，及闻留侯之言，吐哺而骂之曰，趣销印。夫称善未几，继之以骂，刻印、销印，有同儿戏。何尝累高祖之知人，适足明圣人之无我。陛下以为可而行之，知其不可而罢之，至圣至明，无以加此。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，难与虑始，故劝陛下坚执不顾，期于必行。此乃战国贪功之人，行险侥倖之说，陛下若信而用之，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，持空名而邀实祸，未及乐成，而怨已起矣。臣之所愿结人心者，此之谓也。士之进言者，为不少矣，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、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？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，在道德之浅深，不在乎强与弱；历数之所以长短者，在风俗之厚薄，不在乎富与贫。道德诚深，风俗诚厚，虽贫且弱，不害于长而存。道德诚浅，风俗诚薄，虽强且富，不救于短而亡。人主知此，则知所轻重矣。是以古之贤君，不以弱而忘道德，不以贫而伤风俗，而智者观人之国，亦以此而察之。齐至强也，周公知其后必有篡弑之臣。卫至弱也，季子知其后亡。吴破楚入郢，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。晋武既平吴，何曾知其将乱。隋文既平陈，房乔知其不久。元帝斩郅支，朝呼韩，功多于武、宣矣，偷安而王氏之衅生。宣宗收燕赵，复河湟，力强于宪、武矣，消兵而庞勋之乱起。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，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。使陛下富如隋，强如秦，西取灵武，北取燕蓟，谓之有功可也，而国之长短，则不在此。夫国之长短，如人之寿夭，人之寿夭在元气，国之长短在风俗。世有豗羸而寿考，亦有盛壮而暴亡。若元气犹存，则豗羸而无害。及其已耗，则盛壮而愈危。是以善养生者，慎起居，节饮食，导引关节，吐故纳新。不得已而用药，则择其品之上、性之良，可以久服而无害者，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。不善养生者，薄节慎之功，迟吐纳之效，厌上药而用下品，伐真气而助强阳，根本已空，僵仆无日。天下之势，与此无殊。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，如护元气。古之圣人，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，勇悍之夫可以集事，忠厚近于迂阔，老成初若迟钝。然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，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。曹参，贤相也，曰慎无扰狱市。黄霸，循吏也，曰治道去泰甚。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，安笑曰，秦用法吏，二世而亡。刘晏为度支，专用果锐少年，务在急速集事，好利之党，相师成风。德宗初即位，擢崔祐甫为相。祐甫以道德宽大，推广上意，故建中之政，其声翕然，天下想望，庶几贞观。及卢杞为相，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，驯致浇薄，以及播迁。我仁祖之驭天下也，持法至宽，用人有叙，专务掩覆过失，未尝轻改旧章。然考其成功，则曰未至，以言乎用兵，则十出而九败，以言乎府库，则仅足而无馀。徒以德泽在人，风俗知义。是以升遐之日，天下如丧考妣，社稷长远，终必赖之。则仁祖可谓知本矣。今议者不察，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，事不振举，乃欲矫之以苛察，齐之以智能，招来新进勇锐之人，以图一切速成之效，未享其利，浇风已成。且大时不齐，人谁无过，国君含垢，至察无徒。若陛下多方包容，则人材取次可用，必欲广置耳目，务求瑕疵，则人不自安，各图茍免，恐非朝廷之福，亦岂陛下所愿哉。汉文欲拜虎圈啬夫，释之以为利口伤俗，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，以应对迟钝而退人，以虚诞无实为能文，以矫激不仕为有德，则先王之泽，遂将散微。自古用人，必须历试。虽有卓异之器，必有已成之功，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，事不轻作，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，人自无辞。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，而诸葛亮忧其不可，以为忠之名望，素非关、张之伦，若班爵遽同，则必不悦，其后关羽果以为言。以黄忠豪勇之姿，以先主君臣之契，尚复虑此，况其他乎，世常谓汉文不用贾生，以为深恨。臣尝推究其旨，窃谓不然。贾生固天下之奇才，所言亦一时之良策。然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，则是处士之大言，少年之锐气。昔高祖以三十万众，困于平城，当时将相群臣，岂无贾生之比，三表五饵，人知其疏，而欲以困中行说，尤不可信矣。兵，凶器也，而易言之，正如赵括之轻秦，李信之易楚。若文帝亟用其说，则天下殆将不安。使贾生尝历艰难，亦必自悔其说，施之晚岁，其术必精，不幸丧亡，非意所及。不然，文帝岂弃材之主，绛，灌岂蔽贤之士。至于晁错，尤号刻薄，文帝之世，止于太子家令，而景帝既立，以为御史大夫，申屠嘉贤相，发愤而死，纷更政令，天下骚然。及至七国发难，而错之术亦穷矣。文、景优劣，于斯可见。大抵名器爵禄，人所奔趋，必使积劳而后迁，以明持久而难得。则人各安其分，不敢躁求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，使有意外之得，公卿侍从，跬步可图，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倖自名，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恨。使天下常调，举生妄心，耻不若人，何所不至，欲望风俗之厚，岂可得哉？选人之改京官，常须十年以上。荐更险阻，计析毫釐。其间一事聱牙，常至终身沦弃。今乃以一言之荐，举而与之，犹恐未称，章服随至。使积劳久次而得者，何以厌服哉？夫常调之人，非守则令，员多阙少，久已患之，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进。若巧者侵夺已甚，则拙者迫怵无聊，利害相形，不得不察。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，而巧佞之士益多。惟陛下重之惜之，哀之救之。如近日三司献言，使天下郡选一人，催驱三司文字，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，则数年之后，审官吏部，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，常调待次，不其愈难，此外勾当发运均输，按行农田水利，已振监司之体，各怀进用之心，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，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，相胜以力，相高以言，而名实乱矣。惟陛下以简易为法，以清净为心，使奸无所缘，而民德归厚。臣之所愿厚风俗者，此之谓也。古者建国，使内外相制，轻重相权。如周如唐，则外重而内轻。如秦如魏，则外轻而内重。内重之弊，必有奸臣指鹿之患。外重之弊，必有大国问鼎之忧。圣人方盛而虑衰，常先立法以救弊。我国家租赋籍于计省，重兵聚于京师，以古揆今，则似内重。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，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。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，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。历观秦、汉以及五代，谏诤而死，盖数百人。而自建隆以来，未尝罪一言者，纵有薄责，旋即超升，许以风闻，而无官长，风采所系，不问尊卑。言及乘舆，则天子改容；事关廊庙，则宰相待罪。故仁宗之世，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。圣人深意，流俗岂知。台谏固未必皆贤，所言亦未必皆是，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，岂徒然哉，将以折奸臣之萌，而救内重之弊也。夫奸臣之始，以台谏折之而有馀；及其既成，以干戈取之而不足。今法令严密，朝廷清明，所谓奸臣，万无此理。然而养猫所以去鼠，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。畜狗所以防奸，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。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，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，朝廷纪纲，孰大于此？臣自幼小所记，及闻长老之谈，皆谓台谏所言，常随天下公议，公议所与，台谏亦与之，公议所击，台谏亦击之。及至英庙之初，始建称亲之议，本非人主大过，亦无礼典明文，徒以众心未安，公议不允，当时台谏，以死争之。今者物论沸腾，怨讟交至，公议所在，亦可知矣，而相顾不发，中外失望。夫弹劾积威之后，虽庸人亦可奋扬；风采消委之馀，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。臣恐自兹以往，习惯成风，尽为执政私人，以致人主孤立，纪纲一废，何事不生。孔子曰：「鄙夫可与事君也欤？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茍患失之，无所不至矣」。臣始读此书，疑其太过，以为鄙夫之患失，不过备位而茍容。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，则立二世以亡秦，卢杞忧李怀光之数其恶，则误德宗以再乱。其心本生于患失，而其祸乃至于丧邦。孔子之言，良不为过。是以知为国者，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，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。若平居尚不能一言，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？人臣茍皆如此，天下亦曰殆哉。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，和如和羹，同如济水。孙宝有言：「周公上圣，召公大贤，犹不相悦，著于经典。两不相损」。晋之王导，可谓元臣，每与客言，举坐称善，而王述不悦，以为人非尧舜，安得每事尽善，导亦歛衽谢之。若使言无不同，意无不合，更唱迭和，何者非贤。万一有小人居其间，则人主何缘知觉。臣之所愿存纪纲者，此之谓也。臣非敢历诋新政，苟为异论，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、刊定任子条式、修完器械、阅习鼓旗，皆陛下神算之至明，乾刚之必断，物议既允，臣安敢有词。至于所献之三言，则非臣之私见，中外所病，其谁不知。昔禹戒舜曰：「无若丹朱傲，惟慢游是好」。舜岂有是哉！周公戒成王曰：「毋若商王受之迷乱，酗于酒德」。成王岂有是哉！周昌以汉高为桀、纣，刘毅以晋武为桓、灵，当时人君，曾莫之罪，而书之史册，以为美谈。使臣所献三言，皆朝廷未尝有此，则天下之幸，臣与有焉。若有万一似之，则陛下安可不察。然而臣之为计，可谓愚矣。以蝼蚁之命，试雷霆之威，积其狂愚，岂可数赦，大则身首异处，破坏家门，小则削籍投荒，流离道路。虽然，陛下必不为此，何也？臣天赋至愚，笃于自信。向者与议学校贡举，首违大臣本意，已期窜逐，敢意自全。而陛下独然其言，曲赐召对，从容久之，至谓臣曰：「方今政令得失安在，虽朕过失，指陈可也」。臣即对曰：「陛下生知之性，天纵文武，不患不明，不患不勤，不患不断，但患求治太速，进人太锐，听言太广」。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。陛下领之曰：「卿所献三言，朕当熟思之」。臣之狂愚，非独今日，陛下容之久矣。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，恃此而言，所以不惧。臣之所惧者，讥刺既众，怨仇实多，必将诋臣以深文，中臣以危法，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，岂不殆哉。死亡不辞，但恐天下以臣为戒，无复言者，是以思之经月，夜以继昼，表成复毁，至于再三。感陛下听其一言，怀不能已，卒吐其说。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，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。

右，臣伏见自来河北、京东，常苦盗贼，而京东尤甚。不独穿窬祛箧，椎埋发冢之奸，至有飞扬跋扈割据僣拟之志。近者李逄徒党，青、徐妖贼，皆在京东。凶愚之民，殆已成俗。自昔大盗之发，必有衅端。今朝廷清明，四方无虞，而此等常有不轨之意者，殆土地风气习俗使然，不可不察也。汉高帝，沛人；项羽，宿迁人；刘裕，彭城人；黄巢，宛朐人；朱全忠，砀山人。其馀历代豪杰出于京东者，不可胜数。故凶愚之人，常以此藉口，而其材力心胆，实亦过人。加以近年改更贡举条制，扫除腐烂，专取学术，其秀民善士，既以改业，而其朴鲁强悍难化之流，抱其无用之书，各怀不逞之意。朝廷虽敕有司别立字号，以收三路举人，而此等自以世传朴学，无由复践场屋，老死田里，不入彀中，私出怨言，幸灾伺隙。臣每虑及此，即为寒心。扬雄有言：「御得其道，则天下狙诈咸作使，御失其道，则天下狙诈咸作敌」。而班固亦论剧孟、郭解之流，皆有绝异之姿，而惜其「不入于道德，茍放纵于末流」。是知人之善恶，本无常性。若御得其道，则向之奸猾，尽是忠良。故许子将谓曹操曰：「子，治朝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」。使韩、彭不遇汉高，亦与盗贼何异。臣窃尝为朝廷计，以谓穷其党而去之，不如因其材而用之。何者？其党不可胜去，而其材自有可用。昔汉武尝遣绣衣直指督捕盗贼，所至以军兴从事，斩二千石以下，可谓急矣。而盗贼不为少衰者，其党固不可尽也。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，则盗贼自消，而豪杰之士可得而使。请以唐事明之。自天宝以后，河北诸镇相继僣乱，虽宪宗英武，亦不能平。观其主帅，皆卒伍庸材，而能于六七十年间与朝廷相抗者，徒以好乱乐祸之人，背公死党之士，相与出力而辅之也。至穆宗之初，刘总入朝，而河北始平。总知河北之乱，权在此辈，于是尽籍军中宿将名豪如朱克融之流，荐之于朝，冀厚与爵位，使北方之人，羡慕向进，革去乱心。而宰相崔植、杜元颖，皆庸人无远虑，以为河北既平，天下无事。克融辈久留京师，终不录用，饥寒无告，怨忿思乱。会张弘靖赴镇，遂遣还幽州，而克融等作乱，复失河朔。今陛下鉴唐室既往之咎，当收京东、河北豪杰之心。臣伏见近日沂州百姓程棐，告获妖贼郭进等。窃闻棐之弟岳，乃是李逄之党，配在桂州，豪侠武健，又过于棐。京东州郡如棐、岳者，不可胜数。此等弃而不用，即作贼；收而用之，即捉贼。其理甚明。臣愿陛下精选青、郓两帅，京东东西职司，及徐、沂、兖、单、潍、密、淄、齐、曹、濮知州，谕以此意。使阴求部内豪猾之士，或有武力，或多权谋，或通知术数而晓兵，或家富于财而好施，如此之类，皆召而劝奖，使以告捕自效。籍其姓名以闻于朝，所获盗贼，量轻重酬赏。若获真盗大奸，随即录用。若只是寻常劫贼，即累其人数，酬以一官。使此辈歆艳其利，以为进身之资。但能拔擢数人，则一路自然竞劝。贡举之外，别设此科。则向之遗材，皆为我用。纵有奸雄啸聚，亦自无徒。但每州搜罗得一二十人，即耳目遍地，盗贼无容足之处矣。历观自古奇伟之士，如周处、戴渊之流，皆出于群盗，改恶修善，不害为贤。而况以捉贼出身，有何不可。若朝廷随材试用，异日攘夷狄，立功名，未必不由此涂出也。非陛下神圣英武，不能决行此策。臣虽非职事，而受恩至深，有所见闻，不敢瘖默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
御史府风宪之地，政治尤先。棘木平反，所以明慎庶狱；绣衣直指，所以振肃外庭。近年以来，旧制隳紊。会朝之礼例失于恪恭，执法之臣但务于循默。宜申明于诏旨，用恪举于官常。勉遵三听之文，载肃九宾之序，使表著以定，而囹圄不冤，克彰恺悌之风，用召和平之气。宜令御史台应行故事，并条奏以闻。狱无大小，自中丞已下，皆亲临鞫问，不得专责所司。